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报告》指出，2016年，全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约406.40万，死亡病例数约为241.35万例。也就是说，我国平均每天有1万多人会被诊断为新发癌症，平均每分钟有7人确诊。而从中国疾控中心全国死因监测的结果来看，我国居民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率为88.46%，其中恶性肿瘤为首要死因，占比为27.23%。综合来看，恶性肿瘤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也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不低于46.6%，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不低于80%。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癌症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上已经做出了努力，癌症患者的5年相对生存率已从10年前的30.9%上升至40.5%。
但这一数据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与高发癌症种类、癌症早筛体系建设以及癌症治疗的技术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在癌症治疗上，放疗是恶性肿瘤最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在癌症治疗三驾马车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而中国作为癌症大国，长期面临着放疗设备缺口大，专业人才少，技术滞后等问题。人口老龄化发展，让供需不平衡的局面更加扩大，国内放疗行业迫切需要提出创新技术解决方案，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近日，在某行业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指出，创新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发展的必需品。在医疗科技领域，产医协同成长，是达成创新目标最有效率的途径。坦率地说我们现在的放疗水平和西方并没有什么差距，我们当下与未来就是国内要创新，既要0到1的原创，也要1到无穷大的吸纳创新，我们希望有更多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智能，我们亟需医疗同质化水平的提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疗技术经历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放射治疗技术的影像引导方式上出现了巨大的技术革新。从传统锥形束CT到如今的诊断级的CT与放疗相结合，不仅在图像分辨率上有了明显的提升，还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医生依据癌症病灶实时做出方案调整。个性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保障了放射治疗的精度和效率，也减轻了医生、物理师和技术人员的工作复杂度。
但在放疗设备的研发创新上，我国依然有上升的空间。于金明指出，当前我国面对着西方国家在各种领域上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建立全新的医疗科技格局，发挥产医融合优势，实现源头性创新。中国放疗技术的高质量发展要做到创新化、同质化、科技化。
首先，在创新化方面，要认识到创新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发展的必需品。我国目前的放疗水平与西方的确有差距，但这一差距并不明显。以往，我们依赖于西方的设备和人才培养，但在今天我们有能力实现自身的创新。既要做到从0到1的原创，也要从1到3,再从3到无穷大的吸纳、创新。
其次，在同质化水平提升方面，我国肿瘤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大，肿瘤医院病床常年超负荷运转，且肿瘤服务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及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等基层地区供需矛盾突出。在此情况下分级诊疗和远程医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和群众就医难的问题。但如何保证分级诊疗和远程医疗的效率、质量，让三线城市等基层地区的患者相信其所在地区的医院，仍然是一个难题。
对此，于金明指出，要全面提升县医院放疗的同质化水平，定标准、制规范。集合多家医院的力量，通过培训班、进修和深入交流，促进产学研医的充分融合，协力打造人才。也是基于此，有必要建立中国首个放疗高质量发展联盟。而放疗高质量发展联盟主要围绕技术可控、标准可循、诊疗可及、人才可塑、学科可信5大目标，聚焦打造一个垂直沟通、开放共赢的整合创新平台，以创新引领行业趋势，推动高质量放疗创新生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陈佳艺也指出，要通过放疗技术的智能化和全流程覆盖，来保证远程医疗的水准。“当前远程医疗的第一个核心词就是智能化，智能技术的应用极大地减少了出错率。同时，全流程覆盖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不只是单独地看一个靶区或是孤立地去制定治疗计划，而是把整个治疗过程中的质控信息都能够采集、反馈，这样远程医疗就没有死角。”
此外，在科技化方面，近年来，同手术一样，放疗也从依靠人工转向依靠AI和IT。据联影医疗放疗事业部总裁倪成介绍，目前国产研发的放疗设备已实现从核心部件到软件算法全面自主研发，在临床应用上，可以将肿瘤患者原来需几周才能完成的首次放疗压缩到23分钟之内。
“实现放疗设备的科技化要做到‘知行合一’，既需要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支持，也需要联合影像组学、基因组学和系统生物学等学科的支持。”于金明表示，将来，我们要把CT、MR、PET、CT甚至把一些分子影像的检测设备有机融合到加速器上，实现放疗的一站式治疗。
“放疗设备是医疗设备行业里皇冠上的明珠，它的研发难度是最难的，但近十年国内放疗设备的发展出现了突破，在很多方面已经同国外技术处于并跑的阶段，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实现领跑。”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任戴建荣也对国产放疗设备的前景充满期待。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国内肿瘤医疗服务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2,656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698亿元，CAGR为 12.10%。2021-2025年CAGR有望达到11.60%，2025年有望超过7,000亿元规模。在肿瘤市场需求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我国肿瘤医院病床常年超负荷运转，医疗资源供不应求。
另据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统计，2014年我国接受放疗治疗人数为82.22万人，2020年增至147.53万人，未来放疗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如何加速使得高端产品惠及患者，如何加速产学研医联动成为了提高肿瘤治疗效率的关键。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主任章真表示，产学研协同的最大优势在于产医双方可通过沟通、磨合，不断调整设备以适应临床面临的各种问题，让医生掌握的一线临床数据和品牌商掌握的研发技术结合，提高产品疗效和使用效率。而要做到产学研医的联动，不仅要做好前端的开发，还要在后期的应用中不断迭代和发展。要在理念、技术上突破，实现自主可控。
在产品应用迭代方面，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了解，经历了调强放射治疗（IMRT）和影像引导放射治疗（IGRT）后，自适应放疗（ART）成为了下一代性放疗技术，也是我国医械企业的重点突破方向。
国海证券也分析指出，靶区自动勾画及自适应放疗产品能够帮助放疗科医生对200-450张CT片进行自动勾画，时间大大缩短到30分钟一套。在患者15-20次上机照射过程中间不断识别病灶位置变化以达到自适应放疗，有效减少射线对病人健康组织的伤害。
而在自主可控方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联影医疗共同提出的“All-in-One一站式”放疗方案是产学研医协同的典型代表。据章真介绍，在推进“All-in-One一站式”放疗方案落地过程中，医院医生团队、科学家团队、以及公司团队，能够坐在一起讨论需求和想法，最终提出解决办法，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产学研医的协同。
此外，产学研医的协同联动也离不开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基层医院放疗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2019年三线及以下城市肿瘤服务市场占比最大，达到57%，癌症发病数占到全国的75%，且发病人数和肿瘤医疗服务收入占比逐年提升。但肿瘤服务医疗资源却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等基层地区的放疗设备数目、肿瘤科室床位数都远低于一、二线城市，供需矛盾突出。
因此，戴建荣认为，未来不仅要将新设备引入基层医院，还要对医院的医生、物理师、技师进行培训。“现在大部分的基层医院都是新开设的放疗服务，仅仅围绕设备操作和初步使用展开培训是不够的，需要对刚接触放疗业务的新人，展开长时间的培训。”戴建荣建议，如果医械公司能够提供相关的培训外包服务，将能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根据公开资料，国内目前大型设备都集中在大型肿瘤医院、省级医院、国家级医院。但我国诸多需要进行化疗的患者遍布在基层，甚至聚集在市级医院甚至县级医院。这也意味着我国3000多个县，有放疗设备的县不到8%。所以很多基层的病人都要千里迢迢跑到省会，跑到北上广去治疗，造成省会、北上广医院人满为患。为此，国家从“十三五”规划期间就已经筹划希望发展基层医院的放疗，“十四五”规划中也将此作为重要方向。
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强调，基层医院的放疗发展起来之后，让更多的病人在基层，在家门口就近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样就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基层医院需要大力培养专业人才，让更多的人学会治疗和放疗；另一方面，希望企业家、厂家尽快（研发和）生产更好、更便宜、更高端的设备，让基层医院买得起、用得好、用得安全，这样我国整体放疗水平才能提高，我国整个肿瘤的五年生存率才能达到高水平的阶段。
无疑，这条路任重道远，但在产学研医的联动之下，推进中国放疗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终有望被打通。
